Valve是一家“神奇”的公司,它的“神奇”从何说起呢?Valve坚决不融资不上市,采用扁平架构,没有管理层,其协作体系打破了传统“公司”的组织形式。

Valve是一家电子游戏公司,它的产品应该不少人都很熟悉,包括数字发行平台Steam,游戏半条命、Dota2等。Valve也是一家非常神奇的公司,它没接受过外部投资,也没打算上市,相比于Google要求员工投入20%的时间自由工作,Valve的要求是100%,它使用了真正的扁平架构,不存在所谓管理层和“老板”、“委托”、“命令”的存在。
Valve的模式可以让人一瞥人类工作模式的转变方向。也许人们会利用区块链构建Valve那样的协作体系,让公司的管理模式从19世纪沿用至今的“命令-控制”模式转向人人可参与、创造的网络模式。
以下是政治经济学家 Yanis Varoufakis 在 Valve 内部潜伏一段时间后,详细解剖Valve管理模式的文章,由橙皮书志愿者黄烨帆翻译。这篇文章不仅分析了Valve模式的独特性,也从各个角度思考了“公司”这种组织存在的意义。
人类社会的未来还应该继续以“公司”的组织形式向前发展吗?也许读完这篇文章你会有新的想法。
目录:
- 公司成为了市场的化外之地;
- 改变的车轮,valve里自发秩序的终极目标;
- 为什么需要企业?
- Valve的办法:在时间分配和组成团队中形成的自发秩序;
- 历史背景下的Valve和自我合作社。
一、公司成为了市场的化外之地
从蜜蜂酿蜜、蚂蚁搬家到人类的生产活动,都需要建立分配模式以分配稀缺资源,因此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具备市场特质,包括刀耕火种时代的原始市场在内。
近三世纪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具备市场特质,而且市场关系,市场激励和市场价值主导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英国农夫于18世纪圈地运动时期被从祖先的土地上驱逐,由于那时羊毛成为国际贸易通货,土地成功被商品化,其价值由地上的羊产出羊毛的价值界定。当农民失去土地,他们渴望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换取面包、金钱等赖以生存或具备交换价值的物品。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为了市场上自由交易的商品,社会中的市场特质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注 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封建制度下,劳动力不是商品,而是地主的财产。实际上,封建制下的劳动没有价格尺度衡量(即没有老板支付工资),而且此制度中的活动者是发出命令,还是执行别人的指令是由其继承的权利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和资源的分配通过去中心化的价格信号来调节。当商品、服务的价格上升时,就会吸引人们投入更多来从事生产,价格下降则会驱逐一部分生产者。
相当矛盾的是,企业内部往往被认为是市场之手所触及不到的地方。他们通过一些非价格机制(例如等级)来进行分配。企业、公司、集团常常成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但它们更像市场群岛间的一个个岛屿,岛屿内部存在着资本主义前期的遗迹。有趣的是,Valve的管理结构与这一情况不同。正如下文将论述的那样,Valve试图在某个岛屿上展现「后资本主义」的形态。
二、改变的车轮,valve里自发秩序的终极目标
Valve办公室里,每个桌子上配备的轮子可以作为它的企业符号。员工可以借助轮子将桌子在公司内随意移动,加入任何一个自己希望加入的工作组,或组建新的工作组。此类行为不需要任何“上级”的许可。轮子象征着Valve试图在公司内部创造的“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不是由市场的价格信号形成,而是基于员工自己分散的、个性化的时间分配。
当Google这样的开明公司鼓励他们的员工将10%甚至20%的工作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项目时,Valve激进地要求员工将100%的时间分配给他们所选择的项目。这意味着Valve不再通过上行下效的系统进行管理,它依靠员工自发构建的秩序运行,而非通过规则、命令、等级来维系。
自发秩序的概念来自苏格兰启蒙运动,尤其是大卫·休谟,他曾以反对托马斯·霍布斯的假设闻名。
霍布斯认为:如果没有一些令人生畏的利维坦进行统治,我们终将通向下流、粗野短视的原始状态。
休谟的反驳观点是,在缺乏中心来发布命令时,会出现习俗和惯例以**限度地减少冲突。它们能引导人生活地更好,并组织包括生产在内的社会活动。慢慢地,这些习俗和惯例具备了道德意义。起初人们期望他人尊重那些惯例,到后面就会觉得这样做理所应当。在演化的过程中,那些惯例变得越来越稳定,最终成为使社会有序和高效运作的粘合剂。其中并没有任何中心化、官方,有关等级秩序的东西参与。
休谟的观点特别影响了一位年轻人:亚当·斯密,他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守护神。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只不过是休谟的自发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应用和延伸。别忘了斯密的观点是:市场是自发秩序的一个例子,价格变动这些对市场力量对反应,就像在我们背后操作的一些看不见的手的帮助一样,去协调个人的行为以促进公共利益。市场的自发秩序要比任何统治者好得多,尽管一些统治者也会致力于促进公共利益。
虽然“自发秩序”的概念可以上溯到休谟和史密斯,但这个词是现代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创造的。他从亚当·斯密那里得到启发,哈耶克用“自发秩序”的观念击败了那些计划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以及任何支持国家积极干预的人。
哈耶克的观点是基于“信息总是本地化的,所有聚合它的尝试都必然会失败”这一前提。在他看来,利用一些中心化模式(比如国家)将分散于各处的信息蒸馏提取出来过于繁杂。就算那些中心化组织再用心良苦,我们若连自己的偏好和能力都不了解,怎么能期望由他们来汇集“人们需要什么”,“社会能生产什么”这些信息呢?一切试图汇聚这些无限多且不可预知的信息的努力,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奴役之路。
根据哈耶克的看法,市场的奇迹在于它设法向每个人发出信号,告诉他们什么样的活动最有利于自己和社会。而不是先把存在于每个消费者、设计师、制作人的意识与潜意识中的本地化信息聚集起来。
市场信号如何形成?哈耶克的答案(从亚当斯密那里借来的)非常简单:通过价格的变动。
例如,每当气球价格上涨时,就向气球制造商发出信号,称“社会”需要更多的气球。因此,他们就生产更多。没有任何机构或事工告诉他们这样做;也无需收集关于人们气球偏好的所有信息或关于生产气球的技术,在某个服务器上或是在一群人聚集的某个建筑物中汇总这些信息。
至于哈耶克对国家、工会,市政当局以及任何集体机构的强烈厌恶,其原因是(a)这些机构使用税收等方法干扰价格信号,而价格信号是社会充分有效地协调其活动的唯一机会; (b)全面汇总每一处的信息需要决策者外的所有人付出巨大代价,但这只是决策者做出有利自己决策的第一步。
尽管如此,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存在双重问题:首先,它大大限制了休谟“秩序是自发演化的”这一原始理念的范围。休谟认为,人类容易产生各种不共通的激情(例如对电子游戏的热情,对巧克力的热情,对社会正义的热情),这种激情导致了许多不同的习惯形成,最终共同构成了自发秩序。
相比之下,史密斯和哈耶克将他们的分析集中在一种激情上:对盈利的热情。此外,哈耶克认为市场保护我们免受专制集团等的奴役的观点削弱了休谟的理论。比起哈耶克相信的价格信号,休谟还相信其他各种信号。且哈耶克甚少提到集体中的奴役问题,例如数百万微软和沃尔玛员工必须遵从等级制度,才能维系生活并得到发挥自己天赋的机会。
我认为Valve桌子下的轮子与下一节内容有关,因为它象征着公司内一种精神上更接近休谟而不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这种秩序的特点之一是不依靠价格信号,而是基于Valve员工通过选择如何分配劳动时间而相互释放的信号,这个决定关系到他们的桌子推到哪里,比如和谁一起做什么事情。但在我们把办公桌推到达那里之前,让我们仔细看看公司的目的,至少先看看四位思想家的说法。
三、为什么需要企业?
在我们试图对 valve 的内部运作和管理结构进行分析之前, 让我们先叙述四位重要的的政治经济学家对企业的角色和职能的看法。下面是他们对“为什么需要企业”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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